文|格瓦拉同志

同治六年（1867年）年底，以清穆宗之名義頒布的一道圣旨震動朝野：任命即將卸任歸國的美國駐華公使蒲安臣為「辦理各國中外交涉事務大臣」，由其率領清朝第一支外交使團出訪歐美列國，以辦理中國跟列強之間的交涉、簽約事務。當然，這道圣旨并非真的出自小皇帝載淳的「圣裁」，而是臨朝攝政的兩宮太后-慈安、慈禧共同商定后的結果。

同治帝在1867年任命美國人蒲安臣為中國大使

熟悉中國古代史的朋友都知道，清朝一向以「天朝上國」自居，視其他國家為野蠻落后的蠻夷，認為它們只有稱臣納貢、接受教化的義務，而沒有權利跟中國平起平坐，自然也不會任命洋人做高官。因此，當蒲安臣的任命消息公布后，保守的士大夫階層一片嘩然，在他們看來，讓洋人充當代表中國利益的大使，無異于赤裸裸的「辱華」舉動。

然而，兩宮太后并沒有理會這幫「老頑固」的反對意見，蒲安臣使團最終順利成行，從而在中國外交史上留下一筆奇異的色彩。那麼問題來了，蒲安臣究竟是怎樣傳奇的人物，緣何能以一個美國人的身份擔任中國大使？他在奔走歐美各國期間的表現如何？

蒲安臣本名安森·伯林格姆，1820年出生于美國紐約州一個虔誠的基督教徒家庭，1846年從哈佛大學法學院畢業后，在波士頓擔任律師并開始投身政治。

作為堅定的民主派和廢奴主義者，蒲安臣在1856年曾發表著名的演講《馬薩諸塞州的抗辯》，由此獲得廣泛的贊譽。同時，作為共和黨的創黨元勛，蒲安臣從1855年開始擔任國會眾議員，并連選連任直到1861年。

蒲安臣之所以跟中國產生聯系，全是拜一場外交風波所致。

蒲安臣

1861年春，屬于共和黨陣營的林肯宣誓就任總統后不久，作為黨內大佬的蒲安臣轉戰外交界，擔任美國駐奧匈帝國公使。由于當時還沒有發明飛機，美洲與歐洲之間的往來都是通過輪船，耗費時間很長，旅途相當辛苦。然而，當蒲安臣歷經千辛萬苦抵達巴黎、行將向維也納出發時，卻意外收到奧匈帝國外交部的信函，告知帝國政府拒絕接受他的大使身份。

原來，在1848年歐洲革命風暴中，匈牙利人在拉約什·科蘇特、伊斯特凡·塞切尼、裴多菲·山陀爾、約瑟夫·貝姆等人的領導下，曾掀起大規模的抵抗運動，要求擺脫奧匈帝國的統治而獨立。匈牙利革命雖然最終遭到殘酷鎮壓，但此后多年，流亡在外的科蘇特等人依然在各國積極宣傳革命主張，并得到歐美一大批進步人士的同情，其中便包括蒲安臣。

正因如此，當奧匈帝國得知蒲安臣曾發表過同情匈牙利革命的演講后，即刻宣布他為「不受歡迎的人」，拒絕其入境。奧匈帝國的做法令林肯政府很難堪，但鑒于當時的美國實力還比較弱，不具備足夠的震懾力，加之南北戰爭的爆發，迫使林肯政府在多次交涉無果后，只好更換駐奧公使的人選。

不過，為了安撫蒲安臣，林肯旋即將他派往中國做公使。

1862年8月，在歷經數月的海上航行后，蒲安臣終于抵達天津碼頭，旋即進入北京城，正式接替已離任兩年的華若翰遺留下來的美國駐華公使一職。由此，蒲安臣的人生跟中國緊緊捆綁在一起，直到生命的終結。

美國駐華公使館舊照

事實證明，蒲安臣在華外交生涯相當成功。作為駐華公使，蒲安臣在代表美國與中國打交道時，一改昔日同僚對華蠻橫欺壓政策，改而實行合作政策。與此同時，蒲安臣一再向其他列強提出倡議，呼吁在中國展開公正的外交活動，以取代武力外交，并維護中國的合法權益及領土完整。最終，蒲安臣的種種善意舉動贏得清政府好感，由此成為中國最信賴的外國公使。

蒲安臣做了5年的駐華公使，直到1867年被勞文羅斯接替（注：勞文羅斯于1868年10月正式到任，期間由臨時代辦衛廉士掌管公使館事務）。任期屆滿后，清廷總理衙門為蒲安臣舉辦盛大的餞行宴會，席間觥籌交錯，氣氛甚是融洽。然而，正當蒲安臣收拾完行李，準備返程歸國時，卻意外收到恭親王奕䜣的一個特殊邀請，希望他能夠出任中國大使，辦理跟列強的交涉、簽約事務。

對于這個毫無先例的角色，蒲安臣起初深感為難，但出于對中國的好感，他還是愉快地接受邀請。

恭親王奕䜣

奕䜣之所以邀請一個美國人來擔任中國大使，除了感念蒲安臣的善意、欣賞他的辦事能力外，還有一個難言的苦衷。原來，《天津條約》規定的10年修約期將至，清廷擔心列強會趁機「索要多端」，急需事先遣使歐美各國以了解他們的意圖。然而，當時的中國缺乏精通西洋事務、熟悉外交禮節、善于談判的外交專才，若遣使非人，恐怕會有損「天朝上國」的顏面。因此，委派洋人出任中國大使，通過他跟列強進行交涉，未嘗不是一個解決方案。

因此，在爭得蒲安臣的同意后，奕䜣立刻上書慈安、慈禧兩位太后，陳述他這樣做的原因。奕䜣在奏折中對蒲安臣的能力夸贊備至，稱此人：「處事和平，能知中外大體，遇有中國為難不便之事，極肯排難解紛。」與此同時，奕䜣還特別指出，由于中外禮儀的不同，「用中國人為使臣，誠不免于為難，用外國人為使臣，則概不為難。」

慈禧太后

兩宮太后雖然是婦道人家，但比整天把「祖制」掛在嘴邊的保守派要開明些，并不覺得任命一位能力出眾、對華善意的美國人擔任大使是有辱中華體統之舉，因而并沒有考慮多久，便批準奕䜣的奏請。

如此一來，本應卸任回國的蒲安臣，搖身一變而成為清朝的大使，堪稱「破天荒」。說句題外話，在中國外交史上，蒲安臣是唯一擔任大使的美國人，也是唯一擔任此職的外國人。

1868年2月25日，由蒲安臣帶隊的使團正式出洋訪問，首訪目的國為美國。蒲安臣使團成員共30人，由英國使館翻譯柏卓安、海關稅務司法籍職員德善分任左右協理。而為維護清廷體面考慮，又以海關道志剛、禮部郎中孫家谷同任辦理中外交涉事務大臣，使二人在名位上蒲安臣相同。不過，無論是志剛還是孫家谷，都是粗通洋務而已，其重要性遠不及蒲安臣。

蒲安臣使團

事實證明，蒲安臣不僅能力出眾，而且非常有職業道德。甫抵美利堅，蒲安臣便以中國利益代言人的身份頻頻發表演講，呼吁美國政府能夠尊重中國的主權獨立、領土完整，并一再重申中國歡迎歐美各國的商人和傳教士。對于蒲安臣在美國的一系列外交活動，約翰遜政府并沒有表現出反感，更沒有給他戴上一頂「吃里扒外」的帽子，反而認可其表現，而美國各界對蒲安臣同樣充滿贊揚。

借助這種友好的氛圍，1868年7月28日，蒲安臣代表清廷與美國國務卿西華德簽署《中美天津條約續增條約》（又稱《蒲安臣條約》）。翌年11月23日，經雙方在北京交換條約批準書后，該條約正式生效。

時任美國國務卿西華德

《蒲安臣條約》以西方國際法的形式確立中美兩國的對等地位，其主要內容包括：在中國讓給外國人居住的地段，中國皇帝并未放棄「征用權」；中國皇帝有權在美國港口派駐領事，其領事特權與豁免權和英俄駐美領事相同；兩國人民可隨時自由往來、游歷、貿易或久居；兩國不僅可在對方設立學堂，而且兩國人民均可入對方官學，并受優惠待遇；兩國僑民不得因宗教信仰的不同而受到歧視。

無疑，《蒲安臣條約》是中國跟列強間簽訂的第一個平等條約，中美之間由此建立正式的友好關系，并互相給予對方最惠國待遇，可謂善意滿滿、影響甚遠。4年后，第一批中國幼童乘船前往美國，從此掀開中國公派留美學習歷史的第一頁。

在美國取得積極而豐富的外交成果后，信心大增的蒲安臣并沒有在祖國停留多久，旋即率團前往歐洲，歷訪英、法、普魯士、沙俄等強國，繼續扮演著中國利益維護者和中外溝通者的角色。不過，除在英、普兩國收到積極的成果外，蒲安臣在出訪其他列強時卻屢碰釘子，尤其是在以不講信用、貪暴無度著稱的沙俄。

據志剛在日記中披露，蒲安臣在俄期間竭力維護中國的權益，希望能妥善解決中俄之間的領土糾紛。然而，沙俄政府并未因蒲安臣的特殊身份而減輕對中國敲詐勒索的力度，在會談中時常擺出強硬、不合作態度，每每令蒲安臣氣郁。由于壓力過大、心情苦悶，外加舟車勞頓、不勝風寒，蒲安臣不幸罹患肺炎，并在1870年2月23日猝逝于圣彼得堡，終年50歲。

蒲安臣殉職后清廷頒布的褒贈狀

一個美國人，為了爭取、維護中國利益而能做到鞠躬盡瘁死而后已，無論如何都稱得上是中國值得信賴的好朋友，即使連先前那些認為任命蒲安臣為大使乃是「辱華」之舉的保守派們，恐怕也會心生好感

，而清廷就更是如此。因此，當蒲安臣去世的消息傳到中國后，清廷不勝悲哀，兩宮太后特意頒發懿旨，追贈蒲安臣為一品官銜，并發放撫恤金1萬兩白銀。

對于蒲安臣的表現，中美各界均贊譽有加。其中，梁啟超稱贊《蒲安臣條約》為「最自由最平等之條約也」，而美國著名作家馬克·吐溫則稱：「他對各國人民的無私幫助和仁慈胸懷，已經越過國界，使他成為一個偉大的世界公民。」 能獲得中美兩國文壇巨擘的同聲稱贊，蒲安臣若泉下有知，應該深感欣慰吧？

參考書目

1. [清/民國]趙爾巽：《清史稿》，中華書局1998年版。

2. [清]文慶、賈禎、寶鋆 等：《籌辦夷務始末（同治朝）》，中華書局2014年版。

3.[清]志剛：《初使泰西記》，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。

4. [美] 泰勒·丹涅特：《美國人在東亞》，商務印書館1959年版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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